Quintin's Bridges and Footprints

我
從來沒有當任過學生會會長
也沒參與過學生議會
甚至也沒做過系學會會長…..
我，憑什麼對學生會、系學會，甚至是校方提出批評與質疑呢？
如果你現在腦袋理想的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麼恭喜你，你在這個校園適應的非常好…..

學生會，在我們進入校園時就存在，對於這個組織(名詞)，大家習以為常，冷漠以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學生會的的角色、定義與功能在這裡便不多提，
因為這需要另一篇文章的論述，在此我想要讓大家了解在這幾年來，學生會試圖在這校園扮演革新角色，並嘗試脫困但卻逐步遭受去權化的過程和原因。

民國八十六年，我剛成為大學新鮮人，慈濟醫學院的大一新生。我的一年級生活沒什麼特別，就跟大部分人一樣，在不同的團體中尋找認同感、新鮮人的刺激
感，至於學生會對當時的我(慈濟醫學院的第四屆大學新鮮人)來說，實在沒有什麼印象。當時的慈濟醫學院有一到四年級的醫學系、公衛系、醫技系和新招收的護
理系一年級，大家對新學校的憧憬和期待有了落差，所以發生了被校方諭為破壞校譽和慈濟三十年來最大危機的「抗議慈濟人文必修」的新聞事件(註1)，學生會
此時並未在此事件裡扮演任何角色。民國八十七年，我升上了二年級，身兼籃球社社長和自然保育社的幹部，並同時間參與反射雜誌社的活動，這年的學生會會長是
醫學系四年級的駱子文，此時的學生會與校方合辦了運動會、園遊會和社團評鑑等活動，這是我初步注意到學生會的動態，所以在來我們就看看從民國八十八年後的
學生會…..

民國八十九年，出來競選的候選人是第五屆的會長陳宏明(醫學系二年級)，同額競選。在確定幾近當選的同時，我們也有了一番的爭論：學生會的角色定
位。在經過校園的行政暴力後，充滿熱血的有志青年，都希望能扮演好校方與學生方面的溝通橋樑，並且辦好校園活動以爭取學生們的支持與參與。這樣的立論似乎
沒什麼不對，但是這卻忽略了「立足點不同」的現象和陷於「辦好活動」的迷思。在立足點的不平衡現象中，校方行政官僚從來不認為學校的運作經營需要學生參
與，雖然美其名校務會議有學生代表，社團業務學生會與課外組共管，但是從當屆發生的「慈濟教育完全化事件」(註2)分析，可以發現行政官僚認為學生是處於
「從屬定位」與被通知、決定的角色，所以直到學生的反對聲音沸沸洋洋時，校方行政體系才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接著迅速的使這事件落幕，我也曾經成為校
方關心的一份子，因為校方擔心的是不滿的學生情緒所誘發的另一抗議風波。在這一年內，學生會的領導者忽略了學生與校方行政人員立足點不同的不平等現象，而
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扮演好這兩方的溝通橋樑，這自然成為一個吃力不討好，沒有一邊會滿意的工作，行政官僚需要的是學生會這個具有學生正當性的傳聲筒以利行政
暴權的實施；但另一方面若遭學生會要求學生權利或改善校務行政時，又質疑得票率不高的弱勢學生會會長的民意代表性，這讓學生會是綁手綁腳，做什麼事都苦於
「沒有代表性」的迷思裡，甚至更進一步的想往「班代聯合會」的組織架構走，而這個短暫出現的班代聯合會竟也陸陸續續的開了數次會議，雖然沒有法統上的正確
性，但是卻順利的推動了改版後的休閒服等議案，在他校頻頻努力由代聯會往學生會的自治架構爭取時，我們的學生會可以說是蔚為奇觀，首創風潮阿！

再來，過於簡化學生對於校園事物冷漠的因果關係，將其因歸於校園活動不夠熱鬧、精采，所以傾盡人力的辦各類活動，而學生所繳的會費不足支撐，所以又
得仰賴校方的金額補助，在這種經濟依賴的弱勢狀況下，更是加深了行政官僚滲入學生社團的速度，而不斷想要辦好活動的政策方向更加重了學生會的社團性質，而
相對的削弱自治的體質。而在一方面籌措各項「熱鬧」活動的同時，原本支撐校園基本活動面的社團，卻在由學生會和課外組所共持的「社長會議」中，慢慢的透過
社團評鑑和幹部訓練等等行政手段，藉由社團經費補助的弱點，將原本屬於學生自由的「課外」活動空間，不知不覺的納入校方的掌控範圍，而逐步被鯨吞蠶食的學
生會還不自知，竟然更進一步的準備退出社團經費分配的機制。其實，在學生會逐步去權化的過程裡，校方的行政體系本身扮演了一個很先進的角色，相對而言，學
生會在不進反退的過程裡更是加速了喪失權利的速度。從慈濟人文必修的抗議事件裡，行政體系知道剛性的子彈是要用軟性的承受物去緩衝、吸收，老用硬碰硬的方
式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們減少了痛聲的責罵、嚴厲的校規處分，轉化成當學生們的好朋友，將規定化為個人道德標準要求，將不遵守規定簡化成與不道德、不愛護學
校畫上等號，並充分發揮好朋友的角色以利校園安定，就這樣先進的行政體系逐步進化，越來越能消化不滿的異議之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