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ntin's Bridges and Footprints

最近，收到朋友寄了一篇中時部落格的文章—楊子葆的人道團(我想這是很久前的文章，因為楊子葆現在是駐法國代表)，接著幾位熱心朋友對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或國際救援行動提出一些想法討論，然後今天中國時報的頭版又是「世銀凍產制裁 查德貪瀆 吃定我金援 」的新聞，讓我有感寫下這篇文章。

可以想想看我們知道哪些台灣的醫療援外服務組織，譬如路竹會、iAct、慈濟基金會、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台北海外和平工作團(TOPS)，還有去年送醫學院學生去馬拉威的TUSO，這些大概是我目前知道的台灣組織。現在，呼籲台灣人(特別是青年學生)要多參與類似的國際救援志工行列聲音越來越高，彷彿這已經漸漸的變成一種潮流，甚至變成一種令人稱羨的經歷。是的，我相信這樣的經歷對於個人而言，絕對是有衝擊性甚至具有啟發性的，但是觀看自己的經驗和諸如此類的文章後，發現大多的觀察和所謂的「體驗」都是很類似的，通常的模式是：貧窮的衝擊→發現自己真的很幸福→援助的現實與困境→當地人(特別是小朋友)很天真善良→同情不捨、道德愧疚→離開。

當然，這樣的模式很粗糙，但是卻是我對於這一類台灣組織所送出的短期志工在結束服務後的觀察，只是我們想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增加在外的海外志工，我想可能效果不彰。畢竟這種「衝擊」的能量大概維持不久，在到處有7-eleven和中央空調環境的台灣，大部分的人很快的就被消耗殆盡，別說什麼理想，大概那時衝動下的感動也都忘光了。但是，也不是說把時間拉長，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畢竟要在海外養一群專業人士，又得保證吃住沒問題，這是一項耗費不貲的預算。所以，不只台灣所派駐的醫療團有這樣的問題，國外的NGO在派駐他國的醫療團也有類似的困擾。人如果從家庭所出，那麼怎麼又能期盼一個需要長期離開親人的工作職位會吸引人呢？這類的工作機會，常會吸引一些長年周遊各駐外團隊的「國際流浪漢」青睞，這些人通常適應能力良好，語言能力優秀，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常常缺工作的熱情和敏銳的人文觀察，諷刺的是，後者的這些條件通常都是優秀的莘莘學子所擁有的特質，然後，我又想到之前看的天真人類學家裡的一句話：

飛機上的美國小伙子充滿年輕人的熱誠與高尚的理想，他說他要告園區幫忙闢建魚池，好增進當地人飲食的蛋白質。我曾記得有一個和平工作隊員也是參與相同計畫，幾年下來，他的主要成就是讓水媒傳染病病歷增加了五倍。

有朋友在看完中時部落格的文章後，提出志工需具有基本語言能力或是志工人力庫的資源網的想法，但是台灣志工的質或量上都不足，這樣的目標當然是我們的理想，而且也能籌建夠水準的救援團隊，不過我想這樣基本上只能滿足「緊急救難」的國際援助，對於比較長期的駐地計畫還是有困難的。我想到的，不是希冀高道德標準，願意奉獻一切的人出現，而是完備這樣的國內環境和條件，還有完整的駐地計畫(包括交接，在地採購等)，然後配合目前風行的短期參訪，或許才比較會有效果吧！

至於什麼叫做良好的國內環境和條件呢？當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語言問題，雖然英文是國際語言，但很多地方不是只靠英文就可以的，但我覺得這問題還好解決。比較難的是，我們的就業環境，似乎只允許擁有熱情理想的大學生，但是卻不太喜歡奉獻熱情的員工，不知道現在哪各企業主，可以讓員工休息各一兩年去作志工，然後又保留原職原薪？

「老李，這拖鞋怎麼賣阿？」，我在聖多美市的商店裡，向店老闆尋價…

在聖多美16萬多的人裡，說中文的人口裡，除了住在機場附近的台灣駐聖多美醫療團和技術團的台灣人外，大部分就是住在市中心的中國人和開店做生意的三家中國雜貨店。但是除了生意上的往來，也只有一次在聖多美獨立紀念日當天，在市中心的廣場巧遇幾位出來照相閒逛的前中國使館雇員，也成為了少數跟他們攀談的經驗。

說到這，不經又談到台灣特殊的外交環境。「金援外交」這樣的用字，大概存在台灣人民的普遍印象中，所以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看到媒體爆料小小的台灣政府又金援了哪個國家之類的新聞。所以呢~？政府說我們要靠務實外交，苦幹實幹讓別人認同我們，到頭來才會發現擁有聯合國的絕對否決權是多麼有權威，我們似乎總是吃虧的那方。也有人說，台灣何必搞外交呢？連梵諦岡的外長都明白表示，只要中國願意承認教宗在中國境內任命主教的權利，他們可以在當天就把代表處從台北遷去北京。到底怎樣定義金援外交，或務實外交，我覺得很模糊，到底跟被援助國合作計畫，替他們鋪橋造路是金援外交，還是像很多先進國家也是號稱作計畫，而只不過花了大筆錢在第三國，然後在第三國設銀行，再把錢賺回國內是務實外交呢？

話說回來，到底台灣的國際地位跟台灣的NGO國際發展牽連有多大呢？說真的我經驗還不夠，有說不出來所以然，但是我相信，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和WHO的會員，因此我們也失去很多參與國際上「號稱Non-Political」的國際衛生活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