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O新任的總幹事(Direction-General)由中國籍的陳馮富珍當選,在她當選沒多久之後,近期的英國醫學期刊(BMJ volume 333 11 November 2006),就有一篇給下一任總幹事長公開信。作者是美國的非政府組織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的計畫執行長Ruth Levine ,針對WHO目前的困難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是從事富有國家的政策,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的分析與研究,包括:援助效率、教育、全球化、健康、移民和貿易等議題。 WHO自1948年成立以來,以國際衛生的指導和合作為宗旨,但在作者的眼中,這角色似乎從來沒有扮演好過。近幾年,有關國際衛生行動與組織雨後春筍的出現,例如Global Fund對抗AIDS、肺結核和瘧疾、全球疫苗及免疫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這些公私部門的合作,從研發瘧疾疫苗到宣導洗手都有,其中也不乏有名的私人基金會,譬如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然而,WHO的有些行動和理念間的連結性卻不好,譬如WHO近年來都以擊退瘧疾行動(Roll Back Malaria)作為瘧疾的指導方針,但是在WHO下所設的Global Malaria Programme (GMP)卻鮮見與Roll Back Malaria的結合。而目前,WHO面臨的三大問題:不足的預算(Anemic budget)、缺乏清楚的優先次序目標(the lack of clear priorities)和政治與科學間的緊張關係(th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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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11月9日WHO網站上已經發表由Margret Chan(陳馮富珍,中國籍)擔任WHO總幹事(Direction General)的新聞。下一任UN的秘書長(secretary general)是由南韓籍的Ban Kimoon擔任,而這次果然如BMJ(British Medical Journal)文章料中:聯合國中過去從沒有來自同一區域(亞洲)的人士,同時擔任兩個重要組織內重要職位的傳統,在近期的相關選舉期間首度被打破。至於選舉過程中的角力和考量,最終是什麼因素左右了34位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中各國代表的決定,其實不容易分析。 Richard Horton曾經在The Lancet(Vol368 October 7, 2006),The next Director-General of WHO一文中,以是否「具有5~10全球衛生經驗」(Global health experience)、「具有專業能力」,特別是「政策執行的能力」(Evidence for policy making)和「處理中低收入國家健康制度的經驗」(Country health system)來作為候選人之間比較的參考。在這其中Margaret Chan在Global health experience有兩個加號(moderate level of experience),因為她曾經處理過香港1997年H5N1禽流感、2003年香港爆發的SARS;除此之外,她也擔任Pandemic Influenza的總幹事、和Communicable Disease的助理幹事(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但是在國家健康制度的參與程度上就比較缺乏。 在11月6日時,當執行委員會公佈初步篩選後的五人名單如下:Dr. Kazem Behbehani(科威特籍)、Dr. Margaret Chan(陳馮富珍, 中國籍) 、Dr. Julio Frenk(墨西哥籍)、Dr. Shigeru Omi(日本籍)、Ms. Elena Salgado Méndez(西班牙籍)。其中,選舉前五人名單內有三個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一個是中國籍的Margaret Chan(陳馮富珍),日本籍的Sheigru Omi ,還有墨西哥籍的Julio…

    Continue reading →: WHO總幹事出爐
  • 根據NEJM的報導,越來越多病重的美國人,會到低收入國家(low-income)的高級私立醫院(advanced private hospital)裡接受治療,這跟最近台灣政府積極推動旅遊醫學(Medical Tourism)鎖定的目標群不太一樣,這群是美國私人醫療制度下的新難民─Seeking Affordable Surgery Offshore。 這群「新難民」可不是美國境內的低收入戶,反而是中等收入階級(middle-income)為主體。目前熱門的目標國家,主要是以泰國和印度為主,例如泰國曼谷的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去年就有55,000個美國人就一,比前年多了30%,有趣的是這些治療中,非美容項目(noncosmetic)治療就佔了83%,這跟我們一直想像中的旅遊醫學內容似乎不太一樣。 這些可以在境外就醫手術的病例,還是以一些非緊急,而且是短期治療,術後不會因為飛行讓病情惡化,且在美國境內需花費美金15,000~20,000的項目為主,譬如心臟外科或是骨科的手術。這些生意,已經變成全球健康產品的一環,雖然這只佔了美國醫療支出總額的2%,但是這種全球化下,往合理品質進行低花費的消費型態,似乎放諸四海皆準。

    Continue reading →: 旅遊醫學與新難民
  • 今天在醫院看到最新一期的BMJ,對11月九日WHO要出爐的新幹事長(Director General),有篇簡短又諷刺的介紹,不但有助於我們對於國際衛生脈動的認識,同時間也對於這種ㄧ項號稱「政治中立」的國際組織多項認識。特別是文中提到「某國家」極盡能事未了爭取選票的方式,依點都不令人訝異,甚至有點熟悉,而且連iPOD都搬上檯面了,實在是不可小忽iPOD的魅力阿! 我看到這期BMJ對於這次選舉的介紹,目前有三個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一個是中國籍的Margaret Chang,日本籍的Sheigru Omi  ,還有墨西哥籍的胡立歐(Julio)先生。胡立歐是墨西哥過去六年的衛生部部長,Julio的反對聲浪來自反菸團體,因為他曾經接受菸商的40億美元 「捐款」,以延長新制菸稅的徵收。除此之外,這次WHO主席的選舉,也恰巧碰到Global Fund和World Bank的health programmes section的主席選舉,所以也都會互相影響到。況且,下一屆聯合國的祕書長是來自南韓的Ban Kimoon,過去的傳統,來自同區域的人(亞洲)是不會同時擔任重要位置的。

    Continue reading →: WHO的新幹事長(Director General)是誰?
  • 上個開始在精神科落腳,日子過的很快,轉眼一個月就過去了。現在對精神科的認識,跟以前比實在有天壤之別,學生時代在精神科只有短短的兩星期,連走馬看花都稱不上,相關的知識甚至貧瘠到,連psychiatry和psycology的不同都有點迷惘!直到今年的10月份,開始真正的接觸精神科的病友,接初診、跟學長姐看急診,才對精神科才有較全面的認識。 對於精神科的想像和輪廓,大都來自週遭精神科訓練背景的朋友,想像精神科是一個以人文主義面向為主的科別。想像精神科就像陳永興醫師一樣,有一輩子照顧精神病患的關愛情懷;像Roach一樣為精神病患爭取人權和反對污名化的正義之聲,後來我開始發現,這大概是井底之蛙的見解罷了! 

    Continue reading →: 神經病還是精神病?
  • 在聖多美與我們一起共患難的子堯(Bruno, Bryant)在役期結束後,和他的同班好有到了南美洲自助旅行,最後出了這本書:。子堯的文筆其實很棒,不會有過於雕琢的字 彙,但帶有點感情的文字,讓他的Blog上的文章讀起來別有味道,不論是他嘗試的小說或是短篇。 雖然還沒去拜讀他的大作,但是在他的Blog上 ,已經瀏覽過,要作為一本旅遊的工具書,是當之無愧的!當然活潑生動的內容更是值得一讀的部份,有空的人要去捧場唷~~ 也祝福他能相他自己說的:成為極具個人風格的小說家。所以頂著當班也要介紹這本好書啦!

    Continue reading →: 告訴你一本書:南美魔幻冒險
  • 德國醫生走上街頭 的消息上NEJM 的perspective,以近年來台灣醫師上街頭來看,我們還算是領先世界潮流的呢! 德國大學附設醫院的醫師在今年三月走上街頭,訴求待遇並未隨著工作時數增加而合理調薪。最後,他們得到薪資增加8%~18%,並有一星期的最大工作時數48小時的保障。接著在今年六月,700家公立醫院,近70,000名醫師也上街頭爭取較佳的工作條件,最後他們也得到最大工時的保障和比較好的加班和值班津貼。 在過去30~40年間,德國允許健康保險公司(health insurance company)可以管控許多醫療行為(medical practice),這樣一來,壓縮了醫師做醫療處置時的自由空間,也影響了德國對好治療(good medicine)和負擔得起(affordable medicine)的觀念。同時間,大量依靠診斷和治療工具的醫療,也讓這方面的花費大為增加,恰巧德國稅收入也同時減少,因此醫師的工作量增加,但收入縮水。

    Continue reading →: Doctors on strike
  • On suffering and Structural Violence:全球的社會和經濟正義 在這章,Paul Farmer嘗試從兩個個案–感染AIDS的海地婦女和遭受軍方不人道對待的鄉間小農身上,來論述suffering與結構暴力間的關係。 世上人們受的苦難有千百萬種,生病、強暴、虐待或是種族或性別議題等等,Paul Farmer質疑誰能夠去定義出哪種暴行最痛苦嗎(Hierarchy if suffering)?顯然,在處理各種苦難(suffering)時,本身就有些侷限和矛盾,而苦難的經驗,也難用統計數據和圖表來表達,而世界富裕的人,即使看到自己所享受的富裕跟這些受苦難的人有直接關係,也難以在意識上知覺到這樣的問題。 而這些受難的故事,通常都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和內容在上演,而這些悲劇並不是意外(accident)的結果,而是人的施為(human agency) 的直接或間接結果,而這些個人的苦難,都是社會力量(social force)、政治和經濟力量在個人身上所體現的影響力,而透過的機制就是結構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這結構是歷史上的過程和力量,透過慣例(routine)、儀式(ritual)、或是生活表面共同限制(constrain)或影響人的施為而形成的。   對大眾來說,並不是從未聽聞過這些故事,雖然某種程度上,是以一種刻板印象存在。雖然已經有無數相關的電影、小說和詩存在,但結構暴力仍不為撼動,主要有三項原因,首先,這些苦難的經驗,通常都被異國化(exoticization of suffering)—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遠地,而且侷限於某地域或是文化中,所以對情感上的衝擊也就相對弱的多。再者,對與苦難的瞭解,絕對不是只依靠純粹的圖片或報導,就足以具體化正處於受苦的情況,況且這些人通常都是不具發言權的受害者。第三,我們對於受苦的分佈和動態其實還不夠瞭解,身為醫生可以減輕疾病所帶來的苦痛,但是要解釋這些疾病(例如肺結核、AIDS),不是從病理層面就足夠,還需要從個人身處的文化、歷史、政治和經濟來解釋。 針對Paul Farmer所提出的結構暴力,是否能有個足夠解釋和預測能力的分析模式,來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些suffering呢?分析方法,首先必須注重geographically broad,因為世界中的互動越來越多,suffering一定很難跟強大的權力作用沒有關係。換句話說,一個區域發生的suffering,背後的權力關係,可以不限於當地,而可能來自跨國的權力結構。其次,要有歷史縱深,譬如Paul Farmer在描述海地的問題時,他總是會鉅細靡遺介紹海地的過去與現在。第三,要依時依地,同時權衡多項的社會因素,包括性別(gender)、族群(ethnicity or race)、和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更重要的是,要避免過度簡化問題(reductionistic analyses),把問題直接歸類到某各類別選項裡。 我們常犯什麼錯誤呢?譬如族群(Racial classifications)在許多不平等現況的分析中常被提到。例如美國非裔的黑人和白人的生活餘命相差了6年,並逐漸增加,這不是因為來自不同族群(race)的影響,而是因為不同階級(class)和貧窮所導致。而很多時候,我們常常犯類似的錯誤,用族群替代了階級的概念,而隱瞞了造成問題的主因是社會階級地位,而分不同的族群分類。又譬如美國境內的統計數據顯示:黑人婦女感染HIV的機會比白人婦女高。這種直接以族群角度做出來的統計,模糊了被感染的大部份婦女都是貧窮的事實,而貧窮決定了她們生活的主要條件和狀況。 另外一個例子:Homophobia and AIDS deficit 人類學家,長期在異文化環境中作觀察,常可以看見許多特殊文化中,對於人權或自尊有損的現象(obvious assaults on dignity),都被列入文化相對論觀點(Culture relativism)的範疇裡,保持客觀,避免涉入。但是像在非洲,極端不平等社會階級中的陰蒂割除術,已經侵犯了基本人權,也讓文化相對論的觀點受到挑戰。重點是,不應該把結構暴力和文化差異觀點搞混在一起,不應把人權濫用合理化為文化中的一部份或是文化的本質。 Structural Violence and extreme suffering 被社會經濟壓迫的貧窮不只存在於我們認為的群眾裡,譬如黑人、原住民或婦女。應該說被壓迫的階級(class-oppressed),也就是社會經濟的貧窮,是壓迫過程裡的內在結構表現;至於那些在上層結構的群體,也是壓迫過程的現象,更是被內在結構化約的結果。我想,Paul Farmer想表達,結構性暴力所造成的貧窮,是extreme suffering的原因。 回應文章最前面的部份,居於上層結構的富裕,透過本身具有的影響力,來穩定所處結構狀態,對於擺在眼前苦痛自然也難以知覺,只會簡單的化約成是族群、性別等等問題。而Paul Farmer不斷指出結構暴力造成的貧窮和階級不平等是萬惡的淵源!引用書中的話:這些人(窮人)擁有的共同特色,並非是他們有相同的文化、語言或種族,而是他們都位居於社會的最底層(bottom rung…

    Continue reading →: Pathologies of power:Ch1 and Ch2
  • Pathologies of power,翻譯成中文不知道怎樣比較好,不過結合了醫學的pathology字眼和醫學領域裡不常使用的power,也對應著作者Paul Farmer的雙重背景–人類學家身份的醫師。一般人比較熟悉的,應該是『愛無國界(Mountains Beyonds Mountains)』這本書,當時讀完那本書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Paul Farmer具有人類學的眼光,和醫師的專業,務實的實踐態度,而他在國際醫療援助和人道的關心與成就,在看完愛無國界裡的Paul Farmer如何實踐他的理想後,看看Pathology of power中的理念論述,是很不錯的搭配。跟一般的醫學書籍不太一樣,人類學家背景的Paul Farmer,在遣辭用字上都較為文學,雖然在書籍的親近上有點扣分,但卻沒有減少這本書的可讀價值。 就如同在愛無國界裡他所強調的,cost-effective策略在某種程度上的迷思(例如俄羅斯監獄裡流行的多種抗藥性肺結核),並再度強調人權(Human Rights)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書中到處都提及的『結構暴力(structure violence)』概念:對於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的攻擊,包括貧窮、社會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和其他各種形式的人權濫用(human rights abuse)。 Paul farmer的結構暴力,其實就是一種『不自由(unfreedoms)』狀態,相對於這觀念的,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強調供需的市場機制,讓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自由原本是人權的最佳守護者,可惜對很多貧窮國家的人民並不適用,因為他們連得到最基本人權的自由都沒有,因為他們陷於結構暴力中無法脫身。這種結構暴力,不只是一個國家內的問題牽涉其中的還有跨國公司(translational corporations)和國際經濟組織(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夠逃避於外。 對於人類學家和醫生,在人權上面的貢獻,Paul Farmer指出實在太少了,有關人權的討論,都只見律師和司法專家的涉入,相關的文件或報告,也都來自宗教團體或非政府組織。面對人權受害者的醫療需求,醫師事實上involve在人權議題上的涉入應該不淺;對於人類學家,長期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作,自然更不能漠視這樣的問題。 這本書用舉例子的方式,伸張醫療缺乏是人權問題的一環,而因人權濫用所導致的問題,應該從『貧窮』的觀點上來觀察是最恰當的。Paul Farmer身為一位入世的人類學家,和有感覺的醫師,跟只有滿腔愛心和服務熱情醫師比較來說,能夠告訴我們的東西,應該更多一點吧! 讀書會的小po也寫了一篇摘要,也是讀書會的首響炮,很值得一讀。

    Continue reading →: Pathologies of power
  • 最近台北家中進了一隻新寵物,叫做楊米奇,2個月大小女孩,屬貓。特別可愛的地方是,她長得不像Typical的貓,有個大鼻子,從很多角度看起來,都像老鼠…..真的很好笑! 個性很好玩,不怕生,也可以跟自己的長尾巴玩的很開心。活動量大,平均一天要吃個七八餐;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又玩,除此之外也喜性讓人擁抱,基本上具備了玩伴貓咪的特性,只不過她看起來真的像老鼠耶! 跟大家分享一下

    Continue reading →: 新入寵物:楊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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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inical doctor trained in Taiwan before and a current physician in the US industry. This is my cozy corner of the internet, where I collect sweet home sweet home memories. I also share my personal comments on news, books, movies, and TV series. Has been blogging for long time and pick it up again in the US. Let’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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