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ntin's Bridges and Footprints

星期二在Neves，把手頭上的行政業務和學長一起處理完後，急診室的護士恰好出現，請我們去急診室。那時，已經看到曾醫師在那裡替一位頭皮受了外傷的病人處理傷口。過了沒多久，又進來一位腳背受傷，經過縫合後但還是在流血的年輕男孩，血跡一路從急診室外跟進了急診室，紅色的鮮血如同抵擋不住的洪水，從紗布的小洞裡慢慢滲出，那時候想到自己在台灣的急診室也曾經處理過不少類似的病患，所以決定當下動手幫忙。 但是還看四周，沒有無菌鋪單，幫忙的護士助手也沒有無菌的觀念，已經打開的處理盒裡的紗布棉花也變成所謂的「染污」。突然間楞了一下，在沒有準備好的環境，或是在自己所熟悉的標準處理程序外，醫療的處置，過去所熟悉的醫療處置，似乎有點窒礙難行。甚至想要拿生理食鹽水沖洗傷口，也不是非常容易；至於縫合用的持針器，鎳子等等，不是有點鈍，不然就是大小不合適。打開紗布後，看到的是好個大塊的血腫，還有間斷噴血的小血柱，如果堅持無菌的觀念，看來什麼事大概也做不了，在曾醫師的幫忙下，撕下急診室裡用來當鋪單的白紙，對折後撕出個半圓形，往傷口一套；傷口底層，不斷地出血，看來傷到的不只是軟組織，用來照明的唯一手術燈，因突然間醫院斷電而無用武之地，只好拿penlight充用，不太足夠用的紗布，也讓視野滿滿的鮮紅色，更難釐清，更別說想看是哪裡在出血。原本應該要用可吸收線縫合皮下的組織，因為沒有適當的縫線材料，所以曾醫師只好拿Nylon線，硬是在兩邊的皮下組織橫著縫了兩圈，別想說這樣的過程簡簡單單，那天的lidocine(麻醉劑)不足，所以病人痛的是忍不住抽動和哀嚎，還得請學長把一隻腳壓住才能繼續縫合。而我跟曾醫師帶著手術無菌手套(這大概是整個過程中最無菌的部分了)，他負責縫合，我在旁當助手吸血，拉線等等，最後總算止住血流，關了傷口。 所以呢？我以前學的東西，大部分是符合Golden Standard程序，但是在這裡卻得自己動腦怎麼做適度調整，這種窘況，不知道是沒有福份享受醫療，還是醫療遺棄了他們！？最近因為慢慢的接觸較多的病人，所以必須讓放在腦袋深部的醫學知識活絡一下，便去新英格蘭期刊(NEJM)逛了一下，竟然發現原來在非洲許多國家，一些期刊是可以免費download全文，在我下載的PDF檔案裡，下面就寫著「This article is being provided free for charge for use in Sao tome and principe: NEJM sponsored」。原來在非洲還有這等福利優待，但是在閱讀了幾篇文章後，我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文章許多探討的大多是developed countries，更糗的是很多的藥物在這裡不是沒有，就是貴的很，所以文章裡面提供的用藥建議也不見得有用，倒是在一些準則的Alternative Choice可以看到一些當地的用藥出現。 醫學的確是一項昂貴的投資，如果一切都要依照我們所熟悉的標準來看待，那麼可是困難重重，在這裡所要熟悉的醫療處置或是思路是跟過去的環境不太一樣的，我想有關於在類似的環境所需要的各種醫療行為，大概也夠專門形成一本新的期刊來探討了。

最近慢慢的接手學長在Neves醫院的業務，在這段時間，也遇到了些執行面的困難，譬如有人怠忽職守，遲到上班；或是上班時拖三拉四的說自己很忙，沒有時間做哪些事情；也有人把醫療站的託管藥物一掃而空，讓社區裡的人民買不到藥物。大致上說來，台灣醫療團重新經營Neves醫院三年來，雖然業務上面逐漸有成長，但這些部分，全都在我們的管轄範圍，諸如藥局的藥品，巡迴診的診療、藥物等等，但是在此之外，譬如醫院的急診室，住院部藥物和耗材是由醫療團全數支援，但是因為人手不足未做詳細的管理，所以這裡的用藥和耗材使用，狀況其實很不好。所以，現在的問題來了，如果想要著手改善這些狀況，該用什麼的方法呢？而最近我想用「優弱勢組構」來嘗試看看。 相關閱讀：1.優弱勢理論首讀心得 by Quintin2.優弱勢組構1.doc 3.優弱勢組構2.doc 3.社區營造的再認識.doc 優弱勢組構的概念，是透過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李松根老師的翻譯著作和他所發表的相關文章的瞭解，主要是對於台灣過去近十年來發展不甚理想的社區總體營造提出的反省和新概念。這個理論最重要的就是發覺社區裡既存在的「優勢」和「弱勢」。此時，我首先遇到怎麼去定義一個「社區」。以整個醫院來說，這是一個依工作關係而形成的社群，彼此糾結的關係，互相依賴的形式，並非來自傳統的家居生活，不過裡面也曾經說及：對於我們想要瞭解社區的特性 ─ 如果將此一「社區特性」放置在特定意義層次上來使用的話─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意義。這是不是意味著，我依照著優弱勢的觀念來分析這個社區(醫院，甚至包括neves的居民)的特性，我也能把這裡當作一個「社區」來經營，現在先讓我假設這點是可以成立的。 再來，應該是要分析「社群關係」的建構，觀察優勢和弱勢的存在。李老師曾經在文章提及，社區的社群關係其實是不斷在流動，但近這一個多月來的觀察，我卻尚未發現這樣的現象。文章說道：社區的動力，就是透過設計，讓社區弱勢參與在優勢核心的權力遊戲之中。在這裡，資源的掌握幾乎都在我們手上，但是這裡從未發生因為「某個公共議題」，而發生開始結社，似乎所有的「行動」都是由我們這些資源掌握者所發動的。是不是優弱勢的區別還不夠明顯，或是權力的流動過於緩慢，還是我的觀察體驗出了錯誤，讓我無法觀察到這個現象。如果我假設目前的權力流動很緩慢的現象是事實，那麼下一步，應該是型塑優勢和弱勢的族群的形成以加速權力的流動嗎？換句話說，我可以嘗試跟當地人員合作，讓原本只有我方的優勢團體，能夠有當地人的參與，以便讓社群關係的流動成為可能。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稍後在文章提及的，優弱勢的團體可以是一場設計優良的權力競賽，不過也應該力求達到「第三點」：開始學習彼此的協力與合作的關係，共同朝往優勢與弱勢社群融合的空間與時間邁進。不過對我來說，進行權力平等的調節方式，仍是比較可以想像的方式，至於第三點所提到，有關於成員共同的「社會心理結構」和社員的自我需求，這對我目前來說尚未能瞭解，也未能瞭解第三點的形成原因。不過我想進行讓弱勢團體擴大參與核心內容，是一個正確的方向，畢竟「以此一優勢社群作為提供自我行為轉換的觸媒轉換機構與彼此尊重」是一個我努力的原則和標的。 對我來說，目前慢慢的嘗試跳脫過去對於「成見」、「階級」、「經濟地位」的傳統認知，而重新去檢視過去人們對於這些的觀念和想法，重新回到對人的反省，不再把現象直接歸於各式各樣的分類細項問題來處理。在文章中，提到「文明的進程」和優弱勢息息相關，而這點也是我目前不能瞭解的部分，是不是文明的進程是代表著人類社群發展的統一趨勢？我想有需要進一步的瞭解其內容。 因此，在挖掘優勢和弱勢後，再來下一步就是擴大參與，而自己也嘗試著在這裡學習彼此合作和協力的默契，但除了這個之外，如何能啟動這樣的機制，我還是有點困惑。如果在花點時間瞭解這裡的人際關係，和瞭解文明的進程，或許會有幫助，而我也希望在過段時間，等自己的語言能力更成熟後，可以進行這樣的工作。

由neves往南走，到最南端的衛生站Ponta Frada，路上經過數個Lembá省的據點。車子開在柏油路上，有種很熟悉的感覺，一邊是是數公尺外的海岸，另一邊則是原始的樹林，裡面散佈著大大小小的聚落，而我們的巡迴診就在這裡展開。 照片裡是我們在Paga Fogo的衛生站的看診狀況，Paga Fogo的聚落要從柏油的公路，再往內陸的小徑切進去，因為路上的橋壞了，車子無法通過，所以便在路旁圍起了三面是布幕的看診空間。病人數不多，但是距離neves hospital又有段距離，交通主要依靠計程車，但是有時要靠運氣，不像在台北隨手一招就有車，所以一個禮拜一次的巡迴診，就成為另外一種的就診選擇。 不像台灣醫院裡的中央空調，這裡靠的往往是自然風，正午的陽光有時還是會讓衣服有點濕黏，讓額頭和鼻尖掛著些許的汗珠。靠著血壓計，耳溫計和聽診器，就在花布圍起來的空間裡問診，雖然沒有其它的精密檢驗，但是靠著問診和理學檢查，大還是能提供基本的幫助。看到穿著深綠色Polo衫的的Fernando，雖然沒有受過學院式的訓練，但卻努力的為自己部落的爭取資源，自願式的跟醫院接洽，請醫師到點看診，管理藥物和負擔相關的行政工作，心裡頭為了這些人的努力而感動著。 公路沿海旁的椰字樹，頃斜的豎立，就像認真負責的守衛，看顧著這塊海島，或許未來，這裡會變成另外一塊Formosa！

聖多美島上共有七個省分(Distrito)約15~16萬人左右。聖多美市位於Agua Grande省，是聖多美普林西比的首都，人口大約五萬人左右，而由他的北方往西方，分別是Lobata省和Lembá省。Lembá省大概約一萬一千人，省會Neves大概就佔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往南邊走還有兩個大聚落，一個是Diagovaz和Santa Catarina。Neves的醫院，目前有急診室(Banco de Urgência)，病房約有50床，還有一個藥局和婦幼中心，共有三位醫師，其中兩位是當地醫師，和第三屆的學長周星賢。從第一屆的學長開始到現在，每位都替這家醫院做了些不同努力：第一屆學長黃閔農重新粉刷了Neves醫院，也著手規劃了病房、藥局和急診室；第二屆學長林裕寬則開始接手當時營運狀況不佳的藥局，讓藥局的循環資金慢慢累積；而第三屆的周星賢學長除了繼續經營藥局和增加藥物的種類外，也著手進行了Lembá省的巡迴醫療計畫。目前來說，雖然醫院的整體狀況還不是最佳狀態，但是以經有一定的基礎。 原本的巡迴診規劃是每天都由不同的醫師到不同的衛生站(Posto)進行診療，但是日前醫院的救護車進廠維修，需由外國進口的零件遲遲未到，所以除了星期一由周星賢學長進行的巡迴診，可以經由團部的派車支援外，其他日子的巡迴診都暫時暫停快近一個月了。禮拜一的巡迴診主要是到Santa Catarina、Lembá和Ponta Furada三個點，我們隨車會帶著巡迴診的藥物和一位負責藥物的當地護士。Lembá是聖多美島上西部公路到達的最南點，再往南部的Ponta Furada，道路只剩下林間的泥土小路，靠著四輪傳動的吉普車到還可以通過，不過在更往南邊大概只剩下林間小徑。從Neves一路往南，公路仍然沿著海邊而行，只不過地形有段小起伏，途中會路經Diagovaz，接近Santa Catarina時，就是靠著海岸線，兩旁的椰子樹一路展開的筆直公路。經營狀況比較好的衛生站裡，還有些基本的藥物，例如瘧疾或是發燒小感冒之類用藥，當地人可以直接在當地購買，或是等到巡迴診的時候可以向巡迴車的護士購買。目前學長固定每個月清點Lembá、DiagoVaz的藥物和循環基金，目前穩定成長，日前也接手了之前管理狀況欠佳的Santa Catarina，希望能將幾個Lembá省內的重點衛生站扶植上軌道。 星期二，則是處理行政業務的日子，不論是藥局收入的藥費，巡迴診的看診費和藥費清點，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例如院內員工的津貼，或是跟衛生廳長相關業務的討論溝通，和工作人員的業務協調等等，有時還要幫忙看診。星期三則是看診日，在去年底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瘧疾噴藥計畫後，病人看診數以大大下降，目前一天的就診人數大約是十二來三個，大約在中午時間可完成看診工作，就診的疾病類型，除了瘧疾外，還有不少的皮膚科疾病，偶見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或是高血壓。星期四學長會回到市中心的門診中心(Delegacia)看診。星期五則又回到Neves，主要的工作是看診和處理其他的院務。每天早上大概八點從團部出發，途中會在Lobata省的省會Guadalube把其他的醫師放著，然後我們再前往Neves，大約在八點四十分至九點間能到達，接著大半天的工作，大概能在下午一點半至兩點之前完成，然後再返回團部。看起來內容似乎不多，但是因為藥局、巡迴診的藥物購買、進出貨都是由學長負責，所以有許多各式各樣的表格紀錄來管理藥物和資金，所以這個禮拜來，我覺得自己超像倉管人員。其實，這種介入式的醫院經營固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在之前的學長努力下，在這短期內，的確為醫院累積了一些小小的資金和穩定的制度，至於更進一步的合作和自主部分會受到當地的情況所擾，例如醫院的資金在之前是由行政官管理，但往往造成藥局資金連購買藥物的基本費都不足，或是帳目不清不處的情形出現，而藥物的出入更是常常出紕漏。進一步的自主經營，挑戰的不只是個人的自主也有相互的信任。 這裡的就診方式，跟台灣不太一樣。急診和住院，都是免費的，不收取藥費和就診費，唯有門診病人需負擔掛號費和購買藥物的費用，再加上國家補助醫院的經費通常因財政問題而拖延，譬如醫院裡的醫師和員工，有的已經兩、三個月沒領到薪水：而醫院也常受缺水之苦，雖然嘗試解決過，但似乎仍困難重重。撇開這不說，整個醫院和Lembá的醫療部分，其實還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而也有不少的當地人其實很努力在工作崗位上盡職，這不就是這個地方的希望嗎？

聖多美市的婦幼中心(Posto de maternidade e infantilidade)位在門診中心(Delegacia)旁，平常以孕婦和六歲以下的小朋友為對象，提供免費的門診和疫苗的注射，平常醫團裡的劉醫師每個星期一、三、五會到這裡支援門診。 這個禮拜，不知道怎麼回事，每天清晨五點半多，就有人把車停在醫團圍牆外，鄰近小河流的路旁，把車門打開，放著節奏感強烈音樂，每每都是在這時候醒來。如果這是在台灣，或許會覺得擾人清夢，但是在這裡，倒覺得有一種直率的悠閒—在仍有點涼爽的清晨，在充滿活力的音樂中醒來，泡杯熱牛奶準備上工。星期五早上八點鐘，慣例的拿著背包，坐著吳團長的車，前往門診中心，這天，首次自己一個人到婦幼中心看門診，背包裡放著最近學長傳授的簡單筆記、聽診器、體溫計和Whasington Manual，腦袋裡盤旋著會用到的葡語對話，希望病人能聽的懂。 八點五十分左右，門診中心的掛號處交通繁忙，木製板凳上也座滿了病患，我穿過門診中心，前往婦幼中心。陽光辛勤地加溫，把沿街樹上的綠葉，照的閃閃發光，逼的街上行走的人們滴滴汗珠，媽媽或抱或牽著小朋友，其中許多人正往婦幼中心前進。我從側門進入婦幼中心，已經看到許多媽媽帶著小寶寶排隊著量體重準備打疫苗，這裡跟台灣一樣，小寶寶出生後，領有一本紅皮的小手冊，上面有體重的生長曲線，也有出生時的體重，懷孕週數，當然也有接種疫苗的紀錄。穿過迴廊，順手推開門進入我的診間，一張簡單的木桌、兩張木椅和一條靠牆的長板凳，靠窗還有一張檢查床，這裡的診間，沒有空調，幸而空氣還算流通，光線充足，雖然有點熱，但相對於大街上的陽光來說，室內還算涼爽，桌上已經擺著四五本小紅冊子，看來有些媽媽來的比較早。把抽屜裡的檢驗單和處方簽準備好，病人登記本攤開到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的空欄，把筆記、耳溫計放在桌上，聽診器習慣式的掛在脖子上，喝了一口水，沒有什麼儀式，但是診間的我彷彿正接受上戰場前的洗禮，有點緊張但又得故做鎮定，摸摸口袋裡的手機，想著如果待會真的不行時，總得搬救兵急救才行。 「Bom Dia, Doutor」的問候，劃開了安靜有點凝滯感的診間氣氛，今天負責跟診的護士Genoveva走了進來。這是我第二次遇到她，上次這星期一還跟著劉醫師來看診的時候，接著她問劉醫師去哪裡，我回答劉醫師今天有事不能來，看著她點頭說瞭解的時候，不禁想知道她現在心裡想的是什麼，是不是擔心今天的診次看起來會很困難；還是想著Doutor Quintino真的可以是否可以順利完成今天的任務呢。不過，走過見習醫師、實習醫師階段的我，對這樣的疑問應該是類似的感覺也不是第一次了吧，事情總是這麼開始的。第一個小病人進來，我把腦袋、耳朵裡的葡文翻譯器和接受器開到最大，希望可以順利聽懂媽媽說的每句話，沒多久緊張的汗水就把背後的襯衫給沾濕了。小朋友睜大了雙眼，看著膚色臉孔都「異常」的我，彷彿第一次見到的怪物，但是沒有太多時間逗小朋友，因為我腦袋裡正忙著轉換語言和搜尋處方。大都數的寶寶和小朋友，其實都沒有問題，通常都是咳嗽、流鼻水之類的小毛病，媽媽們今天都很客氣，竟然都接受了不拿藥的「處方」，讓我心裡頭暗地高興，難道是我的葡文功力變強了，還是我說的理由媽媽真的能接受。其實，偶而還是會有心虛的時候，一位十個月的小寶寶，在後右腳踝處有一些Tinea versicolor(汗斑)，媽媽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拿起處方簽，準備寫下ketoconazol時，卻發現腦袋裡沒有沒有小朋友的劑量資料，劇情只好急轉直下，抬頭跟媽媽解釋藥物的副作用頗大，我決定等小朋友大一點後，再來處理這個不是很緊急的問題，有點心虛，又有點猶豫，不過媽媽倒是很滿意的帶著寶寶出了診間。另外一種尷尬的情況就是，對於一些決定會有點猶豫不決，有時是醫療處置的決定，或是解釋處置和病情時，對於要使用字彙的不熟悉，更有可能是對於一些皮膚疾病的診斷不確定；有時也會有我說完了，但是卻看到媽媽的臉上有一個大問號的狀況，只好自己再說一次，或是請護士把我的意思用在地人說話的用語和方式幫我傳達一次。 第一次的單飛，看了二十一個病人，一半左右的診斷是Normal和No medicamento，一位因Abscess需住院的小男孩，一位因瘧疾需要住院的小寶寶，還有幾個我認為 Scabes，汗斑，毛囊炎的小朋友，希望這些小病人下禮拜來的時候都能藥到病除阿！手錶的指針已經十二點半了，迴廊外的媽媽也都離開了，街道上來回穿梭著的是穿著淡藍色和粉紅色格子制服的小學生，嬉鬧和歡笑聲迴遶在街頭。收拾背包，有點汗流浹背的襯衫，有點心虛的罪惡感，和有點擔心診斷錯誤的恐懼感，我的第一次單飛就這麼結束了。  

上禮拜五，在Neves醫院—我將來會工作的醫院，跟著學長看診。第一次，學長開了個診間，讓我獨立看診三位病人，在台灣的時候，也有類似的經驗，只不過時空不同，語言也不同，病人或是疾病也不同。都是媽媽帶著五歲以下的小朋友來看病，腦袋裡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小兒科，在台灣的時候不曾開過任何小朋友的藥物，有點小糗；簡單的病史詢問，頭痛，發燒，加上拉肚子或是腹痛，這裡的父母警覺性都挺高，自動會來醫院扎針，配上這裡最普遍的血液厚片檢查，證實了是瘧疾(當地最常見的是惡性瘧)。這時候好不容易用了生硬的葡語問完診，然後完成我的第一份葡文病歷，然後在跟病人媽媽解釋，接著腦袋裡閃出要開處方簽的步驟畫面。此時，外頭突然轉陰的天氣，剎那間轉為狂風暴雨，呼嘯的吹著診間的木窗，起身關了木窗，給自己的腦袋多點時間再搜尋一下藥物和劑量，可惜記憶體不太夠用。心裡就像外頭的大雨，霹靂啪啦的亂的很，手上拿著白色的小紙籤，寫下Quinino(奎寧)和Fansidar兩項藥物，然後只好硬著頭皮，跟媽媽說請稍等(Un momento)，然後有點狼狽地閃到對面診間，請求支援。寫完藥物，使用頻率和天數後，在最下一面簽下自己的名字—Quintino，就這樣我狼狽地開出了在聖多美的第一張處方簽。接著第二個，第三個病人，也依樣畫葫蘆地完成了第二份和第三份處方簽，但每每在簽下自己的名字時，總有種特殊的感覺，跟第一天當實習醫師時的感覺很像，開給病人自己以往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藥物，還有藥名劑量都不太熟悉的尷尬，回到家利用時間，誠惶誠恐的把瘧疾的相關資料閱讀了一下，終於發現，在這裡我又重新經歷(複製)一次醫學的學習過程。 A病人說：Eu queria comprimidos de força。 突然間，我的翻譯器又不靈光了。後來，學長才跟我說這個就是要tablets of strength的意思，不論是維他命C或是維他命B群等藥丸都泛屬這類。突然間，醫療倫理在我的腦袋裡作祟，是不是要跟病人說這種東西沒有什麼治療價值，但是就這麼一恍惚，我還是開了五天的綜合維他命B群給他，至少，我現在還有藉口，我的葡語不夠好。門診的最後一個病人得了瘧疾，拿了處方簽，但是卻沒錢買藥，他走出診間，但是我腦袋裡卻一片空白，在台灣或許不會有人買不起藥，但是類似的故事不是也不斷地在上演嗎？ 七年前，當醫師這個名詞對我來說有點沈重，因為我對它不瞭解。曾經有想要脫逃的想法，但是最終還是缺少那麼一絲絲勇氣，或許是抵擋不過「醫生好端端的幹嘛不做」的威力吧！如今，我對於醫師這名彙不再那麼抗拒，但仍尚未準備好安分的接受扮演這個角色。最近H朋友要暫時離開醫療場域，裡面有句話，幾乎是點到我的心裡頭「我終於能夠平靜地眼望一個醜聞永遠只屬於少數人，常態其實兼容著病態的機構 」，或許自始自終我也活在這樣的矛盾裡，所以還殘留著一點不安分。如今，我身在西非幾內亞灣的聖多美普林西比(São Tomé)，操著不熟悉的葡萄牙語，沒有CT、MRI，甚至是氧氣瓶；離開了心臟衰竭、糖尿病和高血壓滿滿皆是的島嶼，來到只有X光(Raio X)，通風良好但沒空調的木床病房，瘧原蟲盛行，比台灣小七分之一的小島，但是我仍然和這個身份脫不了關係，這裡，大家叫我：Doutor Quintino (Doctor Quintin)。 不同的景色，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疾病，但是卻擁有著某種程度的類似性。當我自島嶼上正常與病態兼容的機構暫時出走後，仍然逃離不開醫學這個難解的難題，或許它的矛盾永遠存在，或許要更瞭解這個矛盾，或許這樣我才能夠帶著矛盾，跟醫學繼續走下去。

現在台灣時間大年初一早上八點半，在聖多美才剛過凌晨十二點，對我來說才剛守完歲，迎接新年的到來。但總有種感覺，明天對我來說只是一天的假期，況且明天還要早起出發跟抗瘧小組去看這當地噴藥的狀況，除了今晚在大使館家裡台灣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飯和玩賓果外，其實就跟平常的假日一般，反正島上的所有台灣人也回不了家，突然間讓我想問：「過年」對我們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蜥蜴寫的文章—不用成語運動，裡面曾說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根本就不是台灣農民生活的寫照，甚至自小到大的「梅雨季」也跟台灣的生活現況不符合，突然想到「過年」這檔事，不知道對於所謂的台灣生活經驗又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沒有了過年的假期，是不是不會讓過年值班的醫師那麼愕挽，也不會讓除夕夜還在外地的人那麼傷感。 今晚，在聖多美普林西比台灣人，幾乎都聚集在大使館家裡用餐，難得見到的海帶和滷味，迅速的在第一回和就消失了，從這裡真的可以看見台灣人對於長久以來的文化生活習慣薰陶所受的影響。飯後的賓果得獎比賽，讓氣氛到了最高潮，雖然沒有人跟所謂真正的家人在一起，但是能夠聚在一起，用自己熟悉的語言聊天和聚餐，似乎就是一種最棒的享受了呢！剛剛又斷電了，台灣的朋友問起我這裡的發電系統，經濟制度，甚至是人民對於自己的殖民史看法如何，其實也都是我很好奇的。這裡的發電系統靠燃油，主要從安哥拉或是加彭進口，有時因為政府的財政問題，無法給付購買柴油的費用，所以有時會不定期斷電；至於殖民史的部分，我目前只有客觀的資料知道聖多美普林西比在西元一九七五年才獨立，現在島上只剩下數十位過去在殖民時代是奴隸的當地人，至於其他的細節，可能要等到我的語言能力可以進行進一步的溝通時，才能夠繼續瞭解囉！ 不管如何，在台灣大家都放長假之際，希望所有在醫院值班的朋友一切順利，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新年新希望，事事順心(好像結尾也落入俗套囉~~。

這本書是朋友馥儀在我出國前跟我介紹的書，所以在出國前打包時，特地把這本書裝進了重重的三十四公斤行李裡，帶來了非洲。作者是陳玉慧，台灣中文系畢業，旅居外國多年，也是徵婚啟事的作者，不過這倒是我第一次看她的作品。書的第一頁，沒有作者的序，也沒其他人的推薦文章，故事就從順風耳和千里眼這兩尊神像開始，馬上就讓人知道書名為什麼叫做「海神家族」，也跟台灣的文化歷史背景開啟了關連。 寒山石徑的閱讀心得 故事從作者小時候的記憶展開，然後在再從作者的祖母的故事寫起，在台灣的大歷史背景的時間軸下，鋪陳作者的祖父母，舅公，父母親和阿姨的故事。作者的筆法，可以感覺出淡淡的憂傷情懷，憂傷裡敘述著每一個人有點互相牽扯關連，但是又是不同篇章特色的故事，在台灣的歷史背景下，又可以看到日據時代、民國初期和白色恐怖時代所造成的歷史傷痕和無奈。作者在書後的附錄曾經提到，這本書是基於他對家族的真實情感，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做題材上的添增或刪減，從日本琉球來的外婆，對飛行充滿幻象的外公，從事地下活動成為黑名單的舅公，還有為了追尋女子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父親，這些元素，似乎也訴說著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特色。 除了歷史背景下的故事鋪陳，讓人覺得很吸引外，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故事裡的男性總是扮演缺席的角色，不論是她的外公，或是作者的父親，都不曾在傳統觀念下的男性角色裡，扮演過稱職的角色，她的父親因為女人而來到台灣，也因為女人而終生憔悴。但是另一方面，卻也描述了女性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所承受的壓抑和痛苦，她們無法細膩的面對自己心裡的衝突與矛盾，為了養家，她們只能讓孩子們這麼活著，自小大到，作者從未感到父親或是母親對於她的愛。在療養院的病床前，看著父親收集她在報章雜誌發表的作品，她以為她的父親從來沒有愛過她，但卻不清楚為什麼當時眼淚終於流了出來，時時無法抑制，在這追尋家族歷史的過程中，作者不見得可以愛他們，但是卻能體諒到這樣的現實狀況，進而能夠接受父母親。 故事的尾聲，作者的父親拋妻離子，帶著畢生的積蓄回到了他闊別了四十多年的老家，經過一陣折騰後，帶著滿身的病痛，在他的老娘去世，替他娘造個像樣的墳後，兩手空空的，由作者的母親接回台灣，在療養院裡度過，最終他發現台灣家庭是他三分之二的人生，大陸的家庭卻是他三分之一的人生，他終究被切割成一個不完整的人。作者的母親，總是受過千萬次的委屈，但是最後還是把他的丈夫從大陸接了回來，這樣的形象，似乎總是符合一個台灣堅苦的忠貞女性的表顯。 流暢的故事內容，讓了看完一章還想看下一章。台灣的殖民，專制白色恐怖，和外省人對中國大陸的故鄉想像，配合著作者帶有點心裡分析式的寫作味道，從一個女兒的角度來描寫對母親和對父親的感觸和想法，作者說寫作的過程對她來說是自我療傷的過程，而身為讀者的我，不但看見了一個代表台灣過去歷史悲愁和無奈交錯的家族歷史，也深深的感受到身為兒女對於無父和無母的痛苦與追尋。

西元一九五三年的二月三日，在現今Lemba省的Fernão Dias海灘，發生了數百名非洲勞工被葡萄牙人殺害的事件。即使在西元一八七六年，葡萄牙已經宣佈廢棄奴隸制度，但是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中，還是很多當地的人受到極為不合理的工作待遇，因為聖多美過去盛產可可(Cacou)和咖啡(Café)，當地人都在一種叫做Roça的系統下工作。Roça有點類似過去的大莊園，通常是葡萄牙的公司或是地主所擁有，位置比較接近山區，適合種植可可和咖啡的地方，區域裡面有醫院、學校和商店，通常最宏偉漂亮的都是主人住的房子，以此為中心，四周則是其他工人的住家。在西元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獨立後，這些在山區裡的roça也因為葡萄牙人的離開漸漸荒廢，徒留下現在可見的斑駁建築物。 當時的聖多美，已經在葡萄牙的殖民下大約五百多年。因為這裡有肥沃的火山土，所以在二十世紀初期時，聖多美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可可生產地，也因此從非洲大陸帶來了很多簽約的顧工，主要來自當時葡屬的殖民地：維德角，安哥拉和莫三比克。但是當地也有許多已經取得自由身的奴隸後裔，這群人叫做Forros，因為他們不願意替葡萄牙人工作，再加上當時許多非洲大陸的顧工條件待遇和生活環境都很差，所以二十世紀初陸陸續續就有不少的衝突，直到西元1953年才爆發了數百人死亡的屠殺事件：Massacre Batepa。 殖民的歷史其實都很相似，似乎總會留下屠殺這麼一筆帳。原本還想在網路上多找一些相關的資料，發現相關的資料不多，不過今天是國定假日，有點類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總是要為今天留下個記錄吧！

在聖多美，柏油路雖小，也有點顛簸，但汽車仍然呼嘯的到處跑；雖然有時會跳電，但靠著當地的火力發電，還堪稱穩定；國內沒有大學，但是還是有將近95%的小朋友可以上學讀書識字，這裡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非洲」，誠如我們當地的葡語老師說的：聖多美一點都不窮。聖多美四百多年的歷史在葡萄牙的統治度過，直到西元一九七五年才獨立，他們不像台灣人那麼幸運，日本人只統治了五十年，卻留下了許多的基礎民生建設，有也培養了台灣本土的知識分子，當葡萄牙人離開後，留下的只剩下人去樓空的建築物。 A醫師說：「中央醫院的三台器械消毒器全都壞了」。我到這裡三個星期，常常聽到這樣的話。 在這裡，真的感受到過去我所認知的醫療，是很頂級的消費層次，如果抱著相同的想法來這裡，只會覺得礙手礙腳，處處不能作。就比如壞掉的消毒器，在許多地方或許是標準的醫療設備，但是卻沒想到在聖多美普林西比這個國家，經銷商不提供維修，也沒有人懂得如何維修，還不如送簡單便宜，但實用的高溫消毒鍋，或許能發揮的空間更大。我所認知的醫療，是建築在儀器和各式各樣的檢查之上，說真的，我不知道沒有了檢查項目，我該如何作我下一步的診斷和治療，這所有都依靠有能力購買儀器，有能力聘請技術人員，也必須要有訓練專業人員的機構，更現實的是維修服務單位必須願意提供服務，在組織分工如此細膩的領域，要完成一項醫療服務，相對而言所需要的水準是很高的。 但是在這裡，卻要重新檢視醫療，這裡需要一套跟過去我們所熟悉世界不同的遊戲規則。這裡，不需要全自動的檢驗或是治療儀器，而是簡單、經濟和有效，且能長期使用的儀器和治療方式，就如同檢驗瘧疾，血液抹片比PCR檢驗紙片來的有效率和經濟。而事實上，這邊需要的醫療到底是什麼？我可能需要更多的觀察來驗證。 上禮拜在婦幼中心，跟了第一次在這裡的門診。自己還在葡文的字彙裡拼湊句意，看著老師面對病人的應答是點頭稱是和有應有答，突然發現過去在花蓮，還沒有這麼努力學過阿美族語，但反而是在國外，才這麼認真的去學習自己要工作地區使用的語言。或許在這裡，自己是語言弱勢，縱使在其他方面我們獨有這裡大多數人沒有的資源，但是語言溝通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但在台灣，所謂的國語早已成為文化霸權，而自己卻依仗著醫師和國語，抵賴的沒有學習動機。 上星期五，衛生署和牙醫師公會捐了六千套的牙刷和牙膏到聖多美，在當天舉辦了捐贈的儀式。當然，這樣的活動動機是很單純的，只不過會抹上一些無可厚非的政治色彩，令人欣慰的，來自台灣的史維德牙醫師和這另外兩位當地來自古巴的牙醫，在這樣的活動之後，還希望有後續的計畫，除了辦有關口腔衛生的教學外，史醫師更希望進一步能成立一個聖多美全國的假牙鑄模中心，他希望當地的兩位牙醫在他的技術指導下，將來能發揮八成以上的功能，屆時，或許只要一位牙醫系畢業的替代役男就可以彌補剩下的一兩成功能。其實，如果多點用心，我不相信這裡就像有人說的一樣：十年後還是一樣。 醫療，不論到哪裡總是注目的焦點。台灣在聖多美普林西比，除了在首都的Delegacia(衛生廳辦公處)有門診中心，另外在Lámba和Lobata分別有據點。在不久的將來，我將會跟上一屆的周星賢學長去Lámba的省會NEVES的醫院工作，距離首都大約半小時到四十分鐘的車程，期盼自己那時對於「醫療」能有更深一層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