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ntin's Bridges and Footprints

Arthur Kleinman 最近剛結束來台訪問行程約一個禮拜，而最近Lancet的一篇短文comment提到Do not forget culture when studying mental health，都提醒了我們對於精神疾病診斷時，都應該回到本土文化、心理的脈絡和觀點裡，重新出發，而不是緊守著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DSM-IV) 罷了。如果，你覺得到目前為止，這些觀念你是第一次聽到，那麼這代表我們早已犯了許多錯誤。

Arthur Kleinman (凱博文)，在西元1970年代來到台灣，探討精神醫學和人類學間的關係，並發現中國人心理狀態的身體化(somatization)現象，所以一套標準的DSM-IV或許適用於美國白人，但要套用在中國人或是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身上，其實只會發現這群人怎麼都是「病」。就像文中說的一樣，當人類學家早就支持這樣的觀點時，公衞和醫界卻遲遲沒有把這樣的觀點納入研究或是臨床practice中，直到不斷重蹈覆轍後，才願意承認這樣的錯誤，把文化差異列入精神疾病的考量，早應該是必要條件，而不是放馬後砲用的批評用語。

當這篇文章出現在9月15日的Lancet期刊時，我興奮的跟老婆佳芳說這件事，結果只見老婆推推眼鏡，說道：這不是其他學科老早就發現的事實嗎？在西元2007年的醫學期刊裡終於發現這個「化石」般的「真相」，這未免也太令人驚訝；不過這也值得高興，經過三四十年的努力，醫學終於發現其他學科，也扮演了解決自身問題與盲點的事實。

當Arthur Kleiman被邀請來台灣演講，針對culture in the clinic: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and model of best practice的演講時，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其他學科對於醫學的批判，和可以進步的空間；而非只是因為他是一位精神科醫師，所以才因此受到重視，如果如此，那麼我們真的視野實在太小了。遲鈍的醫界，花了這麼久的時間才發現昭然若揭的真理，而台灣的人類學家，或許也應該走出學術象牙塔，多做一些改變事實的努力，當然，我們也期許台灣能有更多類似Arthur Kleiman的人可以展現跨學科的價值， 並未這個封閉的領域帶來更多的刺激和改變。